万般无奈之下,沙姐终于决定放下所有的身段,开始寻找一切能包吃包住的工作。经过和宿舍姐妹反复商讨,最后终于决定寻找清洁工、洗车工、洗碗工、保姆之类的工作。当然,这些工作的首选是清洁工,因为公司相对家庭和小饭店要自由得多。
但在经过几天奔走之后,她又有些心灰意冷了。原因是,深圳的清洁公司一般招聘都是从内地某个县、乡镇或村,一次性招聘几百上千人,从来不在深圳零碎招人;至于洗车工更是不可能,深圳的洗车工,都要技术学校毕业的中专生或职业高中的年轻人;饭店的洗碗工呢,又大多只包吃不包住。无奈之下,她只好交钱给家政公司,希望得到一份保姆的工作。
最后,沙姐的工作还是小郑帮的忙。说起来,小郑年轻漂亮,又是英文系的本科生,按理不该与我们为伍的。偏偏她是乙肝大三阳携带者,仅这一条,所有的公司都象她关上了门,甚至连流水线都没得做。无奈之下,她只好跑业务,在深圳,只有跑业务不需要体检。
因为跑业务认识的熟人多,小郑的熟人中有一个香港老板,香港老板包了一个二奶,需要保姆,可以包吃住,沙姐同意了。
沙姐很快收拾了行李走了,这让我们都有些难过。虽然明知道,大家来自天南地北,总有一天会各奔东西,但在一起久了,有了感情,一旦分开,还是很难过。
把沙姐送走后,大家谈论了一会儿,正准备睡觉,就听到外面传来杂乱的脚步和和喝斥声。我们都吓了一跳,以为是查居住证的,小郑飞快下床把门反锁,我们在房里里大气都不敢出。
好在并不是查居住证,而是从我们隔壁揪出了一个瘦黑的男孩子,推推搡搡把他押上了警车,一个浑身肉颤的中年妇女趾高气昂地跟在后面。
我们很快打听到男孩被抓的原因。男孩是个大专生,毕业后即来深圳,因为学的是文秘专业,找了三四个月都找不到工作,钱很快就花完了。不要说吃饭,就是连住宿的十元钱都交不起了。万般无奈,他竟然想到了打劫。
也合该他倒霉,他打劫谁不好啊,偏偏打劫到当地派出所所长的老婆。更倒霉的是,他刚把所长老婆的手袋抢过来,所长老婆喊了句:“打劫了,打劫了。”他又把手袋还了回去,然后转身跑进了十元店。
这场打劫简直成了一个笑话,娱乐了我们好几天。其实在笑话他的时候,我们都有些兔死狐悲。可怜的人,他一定是饿得实在受不了了,所以才铤而走险的,付出了被当作小偷、强盗、地痞、流氓一样被严厉打击的代价。
我十分同情:“听说抢劫罪很重的,他一生都完了。”
白可可说:“不一定,如果他家里有钱有势,可以很容易把他捞出来的。”她爸是院长,她当然知道这些。
小郑反驳道:“如果他家里有钱有势,早安排他做公务员或垄断单位了,他还需要出来打工吗?”
这话说中了白可可的心事,她立刻变得闷闷不乐了。
自从沙姐走后,我们所有人都以为再也不会见到她了,没想到,不到十天,她又回来了。只是几天不见,她脸上横七竖八地贴了几块创可贴,头发也有了一些花白了。
沙姐的情绪十分低落!
不一会儿,大家都陆续回来了,我和白可可正准备出去买馒头,沙姐招呼住了大家:“今天我请客,姐妹们喝点酒吧”。
说完,沙姐从兜里掏出一张100元的钱。于是,大家都没有去卖馒头,而是各自从干瘪的口袋中掏出十元、五元的凑了点钱,买了4瓶北京红星二锅头,一堆花生米、猪耳朵、火腿肠、肉罐头。大家又好长时间,没有吃过肉了,个个眼晴发着光。
小郑说:“为沙姐归来,干杯!”
于是,牙刷杯、暖壶盖等酒杯碰在一起。
我问:“沙姐,你为什么回来呀?”
沙姐猛喝了一口酒,说出了实情。原来,香港老板那个二奶原来是酒店的一个小姐,大约是那行做得久了,人就有些变态,对沙姐变本加厉地苛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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