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些吃惊:“突发事件?什么事件?”
她笑而不语。
我忽然明白,从她嘴里,是很难掏出什么实质性话的了,看来只有在以后的工作中,自己慢慢体会了。
做为人事主管,掌握本厂的人力资源情况是第一重要的。当我通过人事系统查询员工流动率时,很快发现,每月的人员流动率竟然高达33%!也就是说,每半年,几乎要有660名左右的工人离开工厂!
原来,公司是用试用期低酬薪的方法在降低成本!
与此同时,也终于明白,为什么黄志强和邓英每天都在做报表、编花名册、没完没了地忙碌着。这个发现让我十分不安,因为这样的做法,不仅是对员工不公平不说,对公司本身也蕴含着极大的风险!
虽然企业就要是追逐利润,事实上,所有的经济活动其实就是四个字:低进高出,我对这点也没有异议。问题是,用什么样的手段实现低进高出,难道只能这样靠高压压榨工人的青春和血汗吗?
虽然我不是经济学家,但我也知道,“中国制造”要想成为世界品牌,最需要做的,是给予劳动力群体应有的尊重和应得的报酬,绝对不是榨取劳动力来控制成本,更不是用这种“低进高出”卑鄙的手段,让工人与工人之间进行恶生竞争!
公司这样运作,早晚都要出事的!
我上班的第六天,天还没亮就开始狂风大作,然后便是倾盆大雨。上班不到一周就遇到这种天气,我忽然预感到某种不详。
果然,我刚进入行政人事办公区,就看到一个身材微胖的高个子男人在打电话:“你们那批学生怎么还没到?真是急死人了。”
黄志强小声和我说:“他就是行政人事部赵新华副总。公司副总经理以上人员,大多数是香港人,只有他是我们内地人,很受老板赏识。”
我刚想上前和赵新华打招呼,就看到保安队长杜丰收慌乱地跑进办公室,气急败坏地说:“不好了、不好了,罢工了,工人罢工了!”
我着急地问:“怎么回事?”
杜丰收无辜地摊摊手:“听生产部的袁主管说,早晨上班时,工人们还是好好的,就刚才打了个响雷,不知谁喊了一声‘不干了’,然后大家都停了下来,七个车间全部停了下来。”
赵新华闻言,立刻放下电话,吩咐道:“黄志强,马上去知会王董他们;杜队长,你紧急集合保安,连夜班的都给我叫起来。”然后转向我,“你就是新来的人事主管杨海燕吧。”
我立刻讨好道:“是的,赵副总。”
他大手一挥道:“你马上和我一起去趟趟车间。”边说边大踏步走出办公室,我连忙跟了上去。
车间里,往日“轰隆隆”的机械声己经全部停了下来,各个车间都传来员工的吵闹声,连走廊上都挤满了人。
我们经过卡钟时,看到男工甲硬往卡钟里塞纸片,赵新华还没来得及阻拦,卡钟就尖锐地叫了几声,吐出一团团乱七八糟的纸条,刚才还一闪一闪的数字,瞬间就熄灭了。
男工乙说:“砸卡钟有什么用,提早上班、延迟加班,其实都是人事部在背后做手脚的。”男工甲这才住了手,狠狠地踢了卡钟一脚,扬长而走,视我和赵新华如无物一般。
赵新华只好无奈地摇了摇头,带着我,先走进成型车间,十几条拉仍在“沙沙”地运转着,鞋面、鞋跟等半成品堆在流水线上,越积越多,流水线最终卡掉了,十几条拉全部停下来,上面的半成品“哗啦啦”地往地上掉。工人们却视而不见,只有几个班长、组长在忙碌着,但这边捡了那边掉,急得他们直跺脚。
赵新华见此情景,眉头一皱,立刻就跳起来了,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,操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吼叫着:“刚才谁喊不干的?谁喊不干就炒掉谁!”
立刻有几个男工起哄:“炒就炒,老子怕你个锤子哟!”后面那个“锤子”的声调,故意拖到好长,工人们立刻哄堂大笑起来!
赵新华气得涨红了脸,却拿工人没有办法,就骂班长、组长和主管们:“你们各组把各组、各班把各班、各部门把各部门的人给我找回来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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