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真是中国人的主要弊病之一。甚至于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,如何劝导人们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。依然是一个难题。
尤其是对于农民来说更是如此,在后世当时一些所谓的城里人看到那些不讲究卫生的人,总是会开口讥讽到“农民”,由此可见一般。
事实上,无论是民国时期的“新生活运动”,还是建国之后的“爱国卫生运动”,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改变,已经在中国人身上积聚了几百年的卫生弊病。
虽然这些运动持续时间很长,投资很大,可是所起的效果仍然非常有限,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如此结果?
司马记得曾经有人说,在被日军占领时的东北、京城、天津等地的大城市,日军派出了军警拿着棍子,见到上公车不排队的人就打上去,结果当时的人们做公车时主动排起了队,可是后来抗战胜利了,用棍子约束纪律的的军警没有了,结果人们为了挤公车又是乱作一团。
其实说白了,还是因为大家少了一个严格的纪律约束,只有通过严格的约束和适应的惩罚才能使人们保持良好的习惯,至少后世的新加坡就是一个明例。
后世的大多数国人,只要一提到新加坡,就会提到新加坡人的对不遵守卫生的人的重罚,正是这种重罚加上良好的卫生清理,才使得新加坡有了花园城市的别称。
那怕就是在后世的中国,也曾有那么一段时期,是依靠罚款来维持城市的卫生,但是显然这并不是司马想要的,司马想要的是一个讲究纪律和规则的群体,而不是一个仅只是在表面上讲究卫生的群体,卫生只是一个方面,纪律和经束才是根本。
司马要的是一群守纪律、讲规矩的一个群体,那怕以后就是近乎呆板,缺乏灵活性。但是这种‘不灵活‘对于国人而言却是甚为有益。没有纪律,何来秩序?没有规矩,何有认真?
中国人自古就不缺乏灵活和变通,中国人最大的不足恰恰就是太过于灵活和变通。而之所以强调保持个人和家庭、社区的整洁卫生,则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开始一个前步骤罢了。
“怎么样?李营长,是不是要试一下这炮是否合您的心意。”
就在司马在那里谋划着自己的军管大计时,在机件二厂的院内,史道姆指着排成一排地三门新造的教练炮问到李守安。对这三门教练炮史道姆本人感觉还是非常满意,估计全世界像这种教练炮也仅只有这么几门。
“李营长,你看,拧开炮弹的底火就可以把子弹装进去,然后再重新拧住底火,就可以装进炮膛击发,它的击发机和实炮弹完全相当,可惜我们公司没有合适的炮钢制造炮管,要不然用这三门教练炮改造成实炮。
也不是没有可能。”
史道姆一边夸耀着自己造出来的教练炮,一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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