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兰临来亚珊圣城之前曾颇为忐忑,担心自己遭遇不测,为此做好随时脱身的准备。然而来到圣城这些天,先后拜访了西格蒙特元帅一家、福格尔家和韦恩斯坦家,所到之处从未因自己的叛党身份遭受非难,还都受到主人家热情款待。
这样的反差使他既钦佩帝国上流社会的风度礼仪,同时也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深层危机。
当人类文明还处于石器时代,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部落,而后逐步发展出宗族与家族。在那个古老的年代,人们注重的是以血统为纽带的家族,由此出现“贵族”与“平民”、“奴隶”的分野,家族荣誉高于一切,“国家”观念却很淡泊。学者们周游列国,向贵族与君王推销自己的学术观点,并不会因其为异国效劳而蒙受本国同胞的指责,“良禽择木而栖”是当时的社会共识,帮助敌国壮大起来、最终消灭自己祖国的名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,并没有受到时人谴责。直到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,国家和民族的观念才渐变成熟,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成为社会上的主流观念,家族的观念则相应受到削弱,“国”的利益凌驾于“家”的利益之上,从这个角度来讲,每一个爱国主义者都是其原生家庭乃至同宗氏族的“背叛者”。
但是这种将家族血缘情感拓展为祖国同胞之爱的历史进程,并不是在社会各个阶层同步扩散的,与人们的想象相反,往往是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最先拥抱上述思潮,而居于传统社会金字塔尖的贵族和王室成员则没那么“爱国”,更留恋以血统为纽带的家族观念,并且热衷于利用通婚来加强这一纽带。所以一国的君主很可能是另一国君主的近亲,一国的贵族去到另一国同样会受到贵族应有的礼遇,在外国宫廷的社交场上遇见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远近亲戚也不奇怪。哪怕两个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,也存在频繁的王室通婚,两国贵族的交往也不会因战争而中断。既然一国贵族完全有可能通过婚姻成为另一个国家的贵族,甚至有可能成为该国的王位继承人,他又有什么理由认同相对更“狭隘”的“爱国主义”与“民族主义”?从这个角度来说,秉承古老家族观念的贵族阶层与当今思想最开放的那群人——推崇自由贸易的跨国资本集团——达成了奇妙的共识,都是天然的“叛国者”。
罗兰在亚珊帝国这些天,接触到的名流——包括帝国贵族与新兴资本家族——都属于上述集团,因此他很容易的就被这个圈子所接纳,远东叛党这一身份仅仅给帕拉丁娜的母亲带来暂时的烦恼,而且汉娜夫人很快就摆脱了这一困扰。这种对国家与民族观念的冷漠态度,使罗兰感慨良身,换做是在远东,就绝不可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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